作者：李國強

　　3月12日，江西晨報刊登了記者采寫的兩篇通訊：《江西廳官李國強卸任后回歸學術“故鄉”》《意氣書生割不斷的廬山情結》。第二天，接到復旦學長、南昌大學沈重教授的電話，說“看了晨報，寫出了你的特點，但你對廬山的貢獻，主要還不是《歷代名人與廬山》《毛澤東與廬山》兩本書，而是安葬陳寅恪先生。這件事功德無量，可惜沒有提及。”省社科院幾位專家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

　　學長和學者的抬愛再次開啟我記憶的閘門，今年是先生歸葬廬山的第10個年頭，往事歷歷在目。

　　先生1969年10月7日殞沒于“文革”的凄風苦雨中，2003年6月16日即先生120歲冥誕之日葬于廬山植物園。一條歸葬路走了整整34年，讓人感嘆唏噓。

　　我涉入這件事，是1994年春主持江西省社科院、江西省社聯工作的時候。當時，省社聯正在和有關單位籌備召開陳寶箴陳三立學術研討會，期間，我同研討會主要籌備者、省詩詞學會秘書長胡迎建接待臺灣淡江大學教授、陳氏后裔陳伯虞，了解到陳家想把廬山陳三立故居松門別墅改建成紀念館，修復南昌西山陳寶箴陵墓，將陳寅恪骨灰安葬在陳寶箴墓側，并承擔相應的費用。在我看來，這3件事，合情合理，件件是好事，件件應該辦。

　　我還獲悉，先生生前遺愿是葬于杭州西湖楊梅嶺先君陳三立墓側。“文革”結束后，先生家人先奔杭州，陳情有關部門，但被“風景區不能建墓”拒絕。前后10余年，西湖斷橋難渡，這才有欲葬南昌西山之議。

　　這年春夏，江西興起贛文化研究熱潮。8月17日，我向時任省長的吳官正匯報深入開展贛文化研究事，在匯報結束時反映了陳伯虞教授的三點想法，吳官正沉思片刻，說你寫個報告給我。當天，我就請胡迎建草擬《關于修復陳寶箴陵墓、陳三立廬山故居的報告》，第二天審定并以省社聯名義簽發。報告說：

　　陳寶箴、陳三立、陳寅恪一家三代，為著名愛國者，在中國近代史，近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海內外均有重大影響。省內一批學者曾聯名于去年報告省文物局建議在西山修復陳寶箴陵墓，在陳三立故居設陳列室，以增加江西旅游文化景點。今年9月，我會將會同省詩詞學會、省政協學習文史委等單位共同舉辦陳寶箴、陳三立學術研討會。這有利于增強江西對境外贛胞的凝聚力，對促進江西對外開放，繁榮學術文化，推進精神文明建設大有好處。此數項內容，得到陳氏后裔的大力支持，并希望能將陳寅恪骨灰盒從廣州遷葬于西山。特別是臺灣淡江大學電腦教授陳伯虞先生，已3次赴贛，慨允負擔修復墓地費用，承擔廬山松門別墅中3戶遷出的部分費用，現二處均蒙省文物局、廬山文物處同意作文物保護單位。但新建縣文化局提出墓地要陳氏后裔以一畝50萬元購買，松門別墅的住戶遷出問題，廬山管理局至今未下決心。特懇盼省長百忙中過問，敦促地方政府從全省大局出發，采取得力措施，盡快解決這兩個問題。

　　4天后，8月22日，吳官正在報告上批示：“請張才會文化廳、社聯、南昌、廬山等單位負責同志協商解決好。我想新建不會提這個要求吧？廬山老姚很有思想，說清楚了問題也就好辦了。”

　　吳官正批得很藝術。“張才”即省政府副秘書長朱張才，“老姚”是廬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局黨委書記姚洪瑞。朱張才拿著“尚方寶劍”，積極聯系協調，有一次還約我同上廬山催辦。然而，道理是說清楚了，事情卻一件也不好辦。建陳三立紀念館要報批，據說上面控制很嚴；遷出松門別墅內的居民要錢，當時已經協調到省文物局、九江市政府和廬山三家分擔，但就是一家都不得到位。南昌西山陳寶箴墓，毀于當地興修水庫時，墓地夷為菜地，現墓主后人主動出資修復，當地不僅不支持，反而提出墓地要買，讓人無法理解。

　　這年9月，陳寶箴陳三立學術研討會在南昌召開，會后代表們到廬山參觀松門別墅。與會代表中，除專家學者外，有不少先生家人，特別是先生之女陳流求、陳美延和侄女陳小從，在得知吳官正批示后，很是感動，一時傳為美談。據此，陳氏家人提出，既然落葬杭州西湖和南昌西山都不成，就改葬廬山。陳流求說：“這不僅是家屬的愿望，也可以為中華優秀文化方面留下一點紀念。”

　　為此，先生家人正式向江西有關方面提出要求，并通過全國政協、西南聯大校友會等單位多方呼吁。期間，陳流求1995年11月3日致信西南聯大校友會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和彭佩云，請求在繁忙工作中與江西省有關方面聯系，促成盡快落實。這封信，很快就轉到江西，12月5日，已是省委書記的吳官正再次作出批示：“請張才同志同文化廳、九江、廬山等領導商量，必要時請示懋衡和圣佑同志。”省長舒圣佑9日批示：“請張才同志按吳書記批示辦。”

　　這之后，朱張才繼續聯系，先生家屬也多方努力。吳官正調離江西后，省領導舒惠國、孟建柱、黃智權等先后都批示和過問過此事。2001年，著名畫家黃永玉和陳流求聯名致信全國政協副主席、原江西省委書記毛致用，請他出面斡旋。翌年4月17日，毛致用為落實此事，親率黃永玉和陳流求專程到南昌、廬山。這期間，不僅文化部門，統戰、民政等部門也都涉入。然而，直到這年11月，仍舊不見任何動靜。

　　這時，我已調任江西省科技廳廳長。11月3日，是一個星期日，我和幾個朋友到廬山植物園休憩。當我同植物園主任鄭翔聊及先生骨灰安葬之事，說僅我向省里反映到現在就有8年了，省領導一再批示，但就是不得落實時，鄭翔說：“就葬在植物園！”我一聽，是個好主意。

　　我們當即就商定，廬山植物園歸中國科學院和江西省政府領導，是省科技廳的直屬單位，不屬廬山風景名勝區管理。況且已有“三老”墓，再添一老又有何妨？為免生枝節，我們只做不說。至于費用問題，先生家人已表示自理，就以陳家為主，植物園經費也困難，就多出力，少出錢。我還叮囑，要尊重先生家人意見，抓緊墓園設計和選址，爭取明年清明完成。鄭翔后來查了一下，定在先生誕辰日舉行墓碑揭幕儀式。

　　鄭翔連夜通過胡迎建征詢先生家人意見。反饋意見很快傳來：先生在成都的長女陳流求、在香港的次女陳小彭、在廣州的三女陳美延，一致贊成將父親骨灰葬在廬山植物園。她們還回憶，父母也曾另有遺言：身后能葬廬山，亦無憾矣。

　　接下來的事情，順風順水。鄭翔帶著衛斌等幾個人，一面與先生家人保持聯系、溝通，一面精心設計建墓方案、選址。經反復研究比較，墓址選在“三老”墓右側的山坡上，此處坐北朝南，陽光充足，地勢干燥。墓碑就地取材，由大小礫石組成，一改舊習，不起墳塋，不設碑額，新穎、簡樸、莊重。

　　在審定墓碑設計方案時，我對要不要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碑，內心是有過思量的。當時，從全國來說，對先生的評價已經峰回路轉，但對這10個字仍較敏感。沒有這塊字碑，我們壓力不大。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先生精氣神之所在，是先生“一生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的象征。立這塊字碑，就是立先生形象，立科學旗幟；不立，必成遺憾。所以，寧可冒點風險，也要把黃永玉書丹的字碑立好。

　　也許是因為敏感吧，我在上廬山參加先生墓碑揭墓儀式前，向領導請假時，領導勸我“不要去”。這當然是出于對我的關心，我心存感激，但沒有猶豫，還是上山了。

　　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廬山植物園發出舉行先生墓碑揭幕儀式的邀請函后，先生生前工作過的單位，如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中國社科院歷史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及燕京大學、西南聯大校友會等單位紛紛發來賀信，高度評價先生，并對先生安葬廬山給予充分肯定。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癸尊，省政協副主席、省委統戰部部長王林森，和九江市、廬山及修水等相關單位領導、陳氏后裔、新聞記者數十人參加了墓碑揭幕儀式。

　　我在致詞中，首先引用郁達夫悼魯迅先生文章中的一段話：“一個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和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在我心目中，先生和魯迅一樣，也是民族精英，學人之魂。置身先生墓前，想到先生一生，解放前求學為學漂泊半個世紀，解放后又在頻繁的政治運動中煎熬20年，身后竟34年骨無所歸，今天終于入土為安，不禁悲喜俱來，動情地講了三點意見：要精心保護墓園，讓先生安息，讓先生家人放心，讓海內外一切擁護、愛戴、崇仰先生的人放心；要熱情宣傳先生；要認真學習先生，尤其是要學習、踐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不是矯情之作，也非應景之辭，實為我的內心自白，是我多年來關注、策劃并支持植物園最終辦妥這件事的一個歷史小結。

　　儀式結束后，在下景寅山的路上，一位省領導對我說：“這件事做得好，只有你這樣為學的人，才會想到這件事，才能做成這件事。”聽了這話，我心想這大概就是黑格爾所說的“只有精神才能認識精神”吧。

　　鄭翔告訴我，在安葬過程中，春雨綿綿，施工時斷時續，但奇怪的是，4月30日，當他捧著先生骨灰盒入墓穴安放時，雨止天晴，墓地上空出現一道絢麗的日暈，令在場者驚喜萬分。植物園人用攝像機記錄了這天隨人愿的祥瑞而壯美的瞬間。

　　在整個安葬過程中，先生三位女兒表現出的閨秀懿范和文化修養，給人留下深刻印象。34年來，她們為安放先生骨灰不遺余力，多方奔走，屢挫屢奮，令人感動。她們始終堅持費用自理，3人湊3萬元，交給植物園。植物園不取分文，精打細算，能省則省，該貼即貼，剩余近萬元要退，三姊妹怎么也不肯收。按理，為了表示酬謝，辦一桌酒，請植物園領導和經辦人也就可以了，但她們硬是包下牯嶺街一家象樣的酒店，用余款宴請植物園全體職工。植物園人也10年如一日，把先生墓園當作重點文物保護，人人都是義務保安員、保潔員和宣傳員。先生泉下有知，定當含笑。

　　安葬先生這件事，植物園和江西媒體并未作過多宣傳，但卻迅速傳開。墓園照片在眾多網絡、平面媒體和書籍中不斷出現，海內外來先生墓前的拜謁者、旅游者絡繹不絕。著名作家、人民日報高級記者李輝還專門到廬山植物園，采訪鄭翔和我，詳詢細節。這時鄭翔已經到廬山管理局擔任領導了，他說在廬山工作多年，這件事做得最有意義。鄭翔和我一樣，一向仰望先生，鐘情廬山，能有幸為先生安葬廬山盡點心力，感到由衷的高興。

　　安葬儀式后不久，鄭翔和我商量，應該為先生安息的山坡取個名字。我想到廬山花徑公園內，唐代詩人白居易詠桃花的地方有座景白亭，我從小在那里玩耍，受此啟發，就取名為“景寅山”，表達對先生的景仰之情。鄭翔特請他的老師、書法家楊農生書丹，刻石立碑，成為一景。

　　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景寅山并不高大，但因有先生而聲名遠播。碑上先生生前揭示、身后昭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學人心中永遠的光，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這座圣山，憑吊先生，沐浴光亮，純靜心靈。

　　2012清明前夕